《长安道上》孙伏园


  长安道上
  孙伏园
  
  开明先生:
  在长安道上读到你的“苦雨”,却有一种特别的风味,为住在北京人的们所想不到的。因为我到长安的时候,长安人正在以不杀猪羊为武器,大与老天爷拚命,硬逼他非下雨不可。我是十四日到长安的,你写“苦雨”在十七日,长安却到二十一日才得雨的。不但长安苦旱,我过郑州,就知郑州一带已有两月不曾下雨,而且以关闭南门,禁宰猪羊为他们求雨的手段。一到渭南,更好玩了:我们在车上,见街中走着大队衣衫整洁的人,头上戴着鲜柳叶扎成的帽圈,前面导以各种刺耳的音乐。这一大群“桂冠诗人”似的人物,主是为了苦旱向老天爷游街示威的。我们如果以科学来判断他们,这种举动自然是太幼稚。但放开这一面不提,单论他们的这般模样,地令我觉着一种美的诗趣。长安城内就没有这样纯朴了,一方面虽然禁屠,却另有一方面不相信禁屠可以致雨,所以除了感到不调和的没有肉吃以外,丝毫不见其他有趣的举动。
  我是七月七日晚上动身的,那时北京正下着梅雨。这天下午我到青云阁买物,出来遇着大雨,不能行车,遂在青云阁门口等待十余分钟。雨过后上车回寓,见李铁拐斜街地上干白,天空虽有块云来往,却毫无下雨之意。江南人所谓“夏雨隔灰堆,秋雨隔牛背”,此种景象年来每于北地见之,岂真先生所谓“天气转变”欤?从这样充满着江南风味的北京城出来,碰巧沿着黄河往“陕半天”去,私心以为必可躲开梅雨,摆脱江南景色,待我回京时,已是秋高气爽了。而孰知大不然。从近日寄到的北京报上,知道北京的雨水还是方兴未艾,而所谓江南景色,则凡我所经各地,又是凄眼皆然。火车出直隶南境,就见两旁田地,渐渐腴润。种植的是各物俱备,有花草,有树木,有庄稼,是冶森林花园田地于一炉,而乡人庐舍,好在这绿色丛中,四处点缀,这不但令人回想江南景色,更令人感得黄河南北,竟有胜过江南景色的了。河南西部连年匪乱,所经各地以此为最枯槁,一入潼关便又有江南风味了。江南的景色,全点染在平面上,高的无非是山,低的无非是水而已,决还有如何南陕西一带,即平地而亦有如许起伏不平之势者。这黄河流域的层层黄土,如果能经人工布置,秀丽必能胜江南十倍。因为所差只是人工,气候上已毫无问题,凡北方气温能种植的树木花草,如丈把高的石榴树,一丈高的木槿花,白色的花与累赘的实,在西安到处皆是,而在北地是未曾见的。
  自然所给与他们的并不甚薄,而陕西人因为连年兵荒,弄得活动的能力嵊极微了。原因不但在民国后的战争,历史上从五胡乱华起一直到清未回匪之乱,几乎每代都有大战,一次一次的斫丧陕西人的元气,所以陕西人多是安静,沉默和顺的;这在智识阶级,或者一部分是关中的累代理学所助成的也未可知;不过劳动阶级也是如此:洋车夫,骡车夫等,在街上互相冲撞,继起的大抵是一阵客气的质问,没有见过恶声相向的。说句笑话,陕西不但人们如此,连狗们也如此。我因为怕中国醅地方太偏僻,特别预备两套中国衣服带去,后来知道陕西的狗如此客气,终于连衣包也没有打开,并深悔当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(北京尝有目我为日本人者,见陕西之狗应当愧死。)陕西 人以此种态度与人相处,当然减少了许多争斗,但用来对付自然,是绝对的吃亏的。我们赴陕的时候,火车只以由北京乘至河南陕州,从陕州到潼关,尚有一百八十里黄河水道,要笑我们一共走了足足四天。在南边,出门时常闻人说“顺风”!这句话我们听了都当作过耳春风,谁也不去理会话中的意义;以了这种地方,才顿时觉悟所谓“顺风”者有如此大的价值,平常我们无非托了洋鬼子的宏福,来往于火车轮船能达之处,不把顺风逆风放在眼里而已。
  黄河的河床高出地面,一般人大都知道,但这是下游的情形,上流并不如此。我们所经陕州到潼关一段,平地每比河面高出三五丈,在船中望去,似乎两岸都是高山,其实山顶就是平地。河床是非常稳固,既不会泛滥,更不会改道,与下流情势大不相同。但下流之所以淤塞,原因还在上流。上充的河岸,虽然高出河面三五丈,但土质并不结实,一遇大雨,或遇急流,河岸泥壁,可以随时随地,零零碎碎的倒下,夹河水流向下游,造成河庆高出地面的危险局势;这完全是上游两岸没有森林的缘故。森林的功用,第一可以巩固河岸,其次最重要的,可以使雨入河之势转为和缓,不至挟黄土以俱下。我们同行的人,于是在黄河船中,仿佛“上坟船里祠堂”一般,大计划黄河两岸的森林事业。公家组织,绝无希望,故只得先借助于迷信之说,云能种树一株者增寿一纪,伐树一株者减寿如之,使河岸居民踊跃种植。从沿河种起,一直往里种去,以三里为最你限度。造林的目的,本有两方面:其一是养成木材,其二是造成森林。在黄河两岸造林,既是困难事业,灌溉一定不能周到的,所以选材只能取那易于长成而不需灌溉的种类,即白杨,洋柳树等等是已。这不但能使黄河下游永无水患,简直能使黄河流域尽成膏腴,使古文明发源不到的“黄河清”也可以立时实现。河中行驶汽船,两岸各设码头,山上建筑美丽的房屋,以石阶达到河,那时坐在汽船中凭眺两岸景色,我想比现在装在白篷帆船中时,必将另有一副样子。古来文人大抵有冶河计划,见于小说者如《老残游记》与《镜花缘》中,各有洋洋洒洒的大文。而实际上治河官吏,到现在还墨守着“抢堵”两上字。上厕所 说也无非是废话,看作“上坟船时造祠堂”可也。
  我们回来的时候,黄河以外,又经过渭河。渭河横贯陕西全省,东至潼关,是其下流,发源一直在长安咸阳以上。长安方面,离城三十里,有地曰草滩者,即渭水充经长安之巨埠。从草滩起,东行二百五十里,抵潼关,全属渭河水道。渭河虽在下游,水流也不甚急,故二百五十里竟走了四天有半。两岸了与黄河一样,虽间有村落,但不见有捕鱼的。殷周之间的渭河,不知是否这个样子,何以今日竟没有一个渔人影子呢?陕西人的性质,我上面大略说过,渭河两岸全是陕人,其治理渭河的能力盖可想见。我很希望陕西水利局长李宜之先生的治渭计划一时实行,陕西的局面必将大有改变,即陕西人之性质亦必将渐由沉静的变为活动的,与今日大不相同了。但据说陕西与甘肃较,陕西还算是得风气之先的省分。陕西的物质生活,总算是低到极点了,一切日常应用的衣食工具,全须仰给于外省,而精神生活方面,则理学气如上其重,已尽够使我惊叹了;但在甘肃,据云物质的生活还要降低,而理学的空气还要严重哩。夫死守节是极普遍的道德,即十几岁的寡妇也得遵守,而一般苦人的孩子,十几岁还衣不蔽体,这是多么不调和的现象!我劝甘肃人一句话,就是穿衣服,给那些苦孩子们穿衣服。
  但是“穿衣服”这句话,我却不敢用来劝告黄河船上的船夫。你且猜想,替我们摇黄河船的,是怎么样的一种人。我告诉你,你们是赤裸裸一丝不挂的。他们紫黑色的皮肤之下,装着健全的而又美满的骨肉。头发是剪了的,他们只知道自己的舒适,决不计较“和尚吃洋炮,沙弥戳一刀,留辫子的有功劳”这种利害。他们不屑效法辜汤先生,但也不屑效法我们。什么平头,分头,陆军式,海军式,法国式,美国式,于他们全无意义。他们只知道头发长了应该剪下,并不想到剪剩了的头发上还可以翻种种花样。鞋子是不穿的,所以他们的五个脚趾全是直伸,不象我们从小穿过京式鞋子,这个脚趾压着那个脚趾上,那个脚趾又压在另个脚趾上。在中国,画家要找王码电脑公司软件中心双脚的模特儿就甚不容易,吴新吾先生遗作“健”的一幅,虽在“健”的美名之下,而脚趾尚是架庆迭屋 式的,为世诟病,良非无因。而匀竟于困苦旅行中无间得之,真是“不亦快哉”之一。我在黄河船中,身体也练好了许多,例如平常必掩窗而卧,船中前后无遮蔽,居然也不觉有头痛身热之患。但比之他们仍是小巫见大巫。太阳还没有作工,他们便作工了,这就是他们所谓“鸡巴看不见便开船”。这时候他们就是赤裸裸不挂一丝的,倘使我们当之,恐怕非有棉衣不可。烈日之下,我们一晒着便要头痛,他们整天晒着似乎并不觉得。他们的形体真与希腊的雕像毫无二致,令我们钦佩到极点了。我们何曾没有脱去衣服的勇气,但是羞呀,我们这种身体,除了配给医生看以外,还配给谁看呢,还有脸面再见这样美满发达的完人吗?自然,健全的身体是否宿有健全的精神,是我们要想知道的问题。我们随时留心他们的知识。当我们回来时,舟行渭水与黄河,同行者三人,据船夫推测的年龄是:我最小,“大约一二十岁,虽有胡子,不足为凭”。夏浮□先生“虽无胡子”,但比我大,总在二十以外。鲁迅先生则在三十左右了。次序是不猜错的,但几乎每人平均减去了二十岁,这因为病色近于少年,健康色近于老年的缘故,不涉他们的知识问题。所以我们看他们的年纪,大抵都是四十上下,而不知内有六十余者,有五十余者,有二十五者,有二十者,亦足见我们的眼光之可怜了。二十五岁的一位,富于研究的性质,我们叫他为研究系(这不是我们的不是了)。他除了用力摇船拉纤维以外,有暇便踞在船头或船尾,研究我们的举动。夏先生吃苏打水,水浇在苏打上,如化石灰一般有声,这自然被认为魔术。但是魔术性较少的,他们也件件视为奇事。一天夏先生穿汗衫,他便凝神注视,看他两只手先后伸进补贴子去,头再在当中的领窝里钻将出来。夏先生头问他“看什么”,他答道,“看穿之衣服”。可怜他不知道中国文里有两种“看什么”,一种下面加“惊叹号”的是“不准看”之意,又一种下面加“疑问号”的才是真的问看什么。他竟老老实实地答说“看穿衣服”了。夏先生问“穿衣服都没有看见过吗?”他说“没有看见过”。知识是短少,他们的精神可是健全的。至于物质生活,那自然更低陋。他们看着我们把铁罐一个一个地打开,用筷子夹出鸡出鱼肉来,觉得很是新鲜,吃完了罐给他们又是感激万分了。但是我的见识,何尝不与他们一样的低陋:船上请我们吃面的碗,我的一只是浅浅的,米色的,有几笔疏淡的画的,颇类于出土的宋磁,我一时喜欢极了,为使将来可以从它唤回黄河船上生活的旧印象起见,所以向他们要来了,而他们的豪爽竟使我惊异,比我们抛弃一个铁罐还要满不在乎。
  游陕西的人第一件想看的必然是古迹。但是我上面已经说过,累代的兵乱把陕西人的民族性都弄得沉静和顺了,古迹当然也免不了这同样的灾厄。秦都咸阳,第一次就遭项羽的焚毁。唐都并不是现在的长安,现在的长安城里几乎看不见一点唐人的遗迹。只有一点:长安差不多家家户户,门上都贴诗贴画,式如门地而较短阔,大抵共有四方,上面是四首律诗,或四幅山水等类,是别没有见过的,或者还是唐人的遗风罢。至于古迹,大抵模糊得很,例如古人陵墓,秦始皇的只是象小山的那么一座,什么痕迹也没有,只凭一句相传的古话;周文武的只是一块毕秋帆墓碑,他的根据也无非是一句相传的古话。况且陵墓的价值,全是有系统的发掘与研究。现在只凭传说,不求确知究竟是否秦皇汉武,而姑妄以秦皇汉武崇拜都是无聊的。适之先生常说,孔子的坟墓总得掘他一掘才好,这一掘也许能使全部哲学史改换一个新局面,谁肯相信这个道理呢?周秦的坟墓自然更应该发掘了,现在所谓的周秦坟墓,实际上是不是碑面上所写的固属疑问,但也是一个古人的坟墓是无疑问。所以发掘可以得到两方面的结果,一方是偶然掘着的。但谁有这样的兴趣,又谁有这样的胆量呢?私人掘着的,第一是目的不正当,他们只想得钱,不想得知识,所以把发掘古坟作掘藏一样,一进去先将金银珠玉抢走,其余土器石器,来不及带走的,便胡乱搬动一番,从新将坟墓盖好,现在发掘出来,见有乱放瓦器石器一堆者,大抵是已经古人盗掘出来,大多数人的意见,既不准有系统的发掘,而盗掘的事,又是自古已然,至今而有加无已。结果古墓依然尽被掘完,而知识上一无所得的。国人既如此不争气,世界学者为替人类增加学问起见,不远千里而来动手发掘,我们亦何敢妄加坚拒呢?陵墓而外,古代建筑物,如大小二雁塔,名声虽然甚为好听,但细看他的重修碑记,至早也不过是清之乾嘉,叫人如何引得起古代的印象?照样重修,原不要紧,但看建筑时大抵加入新鲜分子,所以一代一代的去真愈远。就是函谷关这样的古迹,远望去也已经是新式洋楼气象。从前绍兴有陶六九之子某君,被县署及士绅嘱托,重修兰亭屋宇。某君是布业出生,布业会馆是他经手建造的,他又很有钱,决不会从中肥己,成绩宜乎甚好了;但修好以后一看,兰亭完全变了布业会馆的样子,邑人至今为之惋惜。这回我到西边一看,才知道天下并非只有一个陶六九之子,陶六九之子到处多有的。只有山水,恐怕不改旧观,但曲江霸□,已经都有江没有水了。渡霸大桥,既是霸桥,长如绍兴之渡东桥,阔大过之,虽是民国初年重修,但闻不改原样,所以古气盎然。山最有名者为华山。我去时从潼关到长安走早感人的地方,在于他的一个“瘦”字;他的瘦零点是没有法子形容,勉强谈谈,好象是绸缎铺子里的玻璃柜里,瘦骨零丁的铁架上,披着一匹光亮的绸缎。他如果是人,一定耿介自守的,但也许是鸦片大瘾的。这或者就是华山之下的居民的象征罢。古迹虽然游的也不甚少,但大都引不起好感,反把从前的幻想打破了;鲁迅先生说,看这种古迹,好象看梅兰芳林黛玉,姜妙香贾宝玉,所以本来还打算到马嵬坡去,为避免看失望起见,终于没有去。
  其他,我也到卧龙寺去看了藏经。说到陕西,人们就会联想到圣人偷经,我这回也未必去看经吧。卧龙寺房屋甚为完整,是清兹禧太后西巡时重修的,距今不过二十四年。我到卧龙寺的时候,方丈定慧和尚没有在寺,我便在寺内闲逛。忽闻西屋有孩童育书之声,知有学塾,乃进去拜访老夫子。分宾主坐下以后,问知老夫子是安徽人!因为先世宦游西安所以随侍在此,前年也曾往北京候差,住在安徽会馆,但终不得志而返。谈吐非常文雅,而衣服则褴褛已极;大褂是赤膊穿的,颜色如酱油煮过一般,好几颗钮扣都没有搭上;虽然拖着破鞋,但没有袜子的;嘴上两撇清秀的胡子,圆圆的脸,但不是健康色,——这时候内室的鸦片气味一阵阵的从门帷缝里喷将出来,越加使我了解他的脸色何以黄瘦的原因,他只有一个儿子在身边,已经没有了其他眷属。我问他,“自己教育也许比上学堂更好吧?”他连连地回答说,“也不过以子代仆,以子代仆!”桌上摊着些字片画片,据他说是方丈托他补描写完整的,他大概是方丈的食客一流,他不但在寺里多年,熟悉寺内的一切传授系统,即与定慧方丈非常知已,所以他肯引导我到处参观。藏经共有五柜,当初制柜是全带抽屉的,制就以后始知安放不下,遂把抽屉统统去掉,但去掉以后又只能放满三柜,两柜至今空着。柜门外描有金彩龙纹,四个大字是“钦赐龙藏”。花纹虽然清晰,但这五个柜确是经过祸难为的;最近是道光年间,寺曾荒废,破屋被三个数个戏班作寓,藏经虽非全被损毁,但零落散失了不少;咸同间,某年循旧例子于六月六日晒经,而不料是日下午忽有狂雨,寺内全体和尚一齐下手,还被雨打得个半干不湿,那时老夫子还年轻,也帮同搬着的。经有南北藏之分,南藏纸质甚好,虽经雨打,晾了几天也就好;北藏却从此容易受潮,到如今北藏比南藏不差逊一等。虽说宋藏经,其实只是宋版明印,不过南藏年代较早,是洪武时在南京印的,北藏较晚,是永乐时在北京印的。老夫子并将南藏残本,郑重的交我阅着,知纸质果然坚实,而字迹也甚秀丽。怪不得圣人见之,忽然起了邪念。我此次在陕,考查盗经情节,与报载微有不同。报载追回到点云在潼关,其实刚刚装好箱箧,尚未运出西安,被陕人扣留。但陕人之以藏古玩请圣人评者,圣人全以“谢谢”二字答之,就此收下带走者为数亦甚不少。有一学生投函指摘圣人行检,圣人手批“交刘督军严办”字样。圣人到陕,正在冬季,招待者问圣人说,“如缺少什么衣服,可由这边备办”。圣人就摇笔直书,开列衣服单一长篇,内计各种狐皮袍子一百几十件云。陕人之反对偷经最烈者,为李宜之杨叔吉先生。李治水利,留德学生,现任水利局长;杨治医学,留日学生,现任军医院军医。二人性情均极和顺,言谈举止,沉静而委婉,可为陕西民族性之好的一方面的代表。而他们对于圣人,竟亦忍无可忍,足见圣人举动,必有太令人不堪的了。
  陕西艺术空气的厚薄,也是我所要知道的问题。门上贴着的诗画,至少给我一个当前的引导。诗画虽非新作,但笔致均楚楚可观,决非市井细人毫无根柢者所能办。然仔细研究,此种作品,无非因袭旧食,数百年如一日,于艺术空气全无影响。唐人诗画遗风,业经中断,而新牙长发,为时尚早。我们初到西安时候,见招待员名片中,前美术学校校长王先生者,乃与之接谈数次。王君年约五十余,前为中学几何画教员,容貌消秀,态度温和,而颇喜讲论。陕西教育界现况,我大抵即从王先生及女师校长长先生处得为。陕西因为连年兵乱,教员经费异常困难,前二三年有每年只能领到七八个月者,但近来秩序渐渐恢复,已有全发之希望。只要从今以后,一方赶紧兴修陇海路陕州到西安铁道,则不但教育实业将日有起色,即关中人的生活状态亦将大有改变,而艺术空气,或可借以加厚。我与王先生晤谈以后,颇欲乘暇参观美术学校。一天,偕陈定谟先生出去闲步,不知不觉到了美术学校门口,我提议进去参观,陈先生也赞成。一进门,就望见满院花草,在这个花草丛中,远处矗立着一所刚造未成的教室,虽然材料大抵是黄土,这是陕西受物质的限制,一时没有法子改良的,而建筑全用新式,于证明已有人在这环境的可能状态之下,致力奋斗。因值星期,且在暑假,校长王君没有在校,出来答应的有一位教员王君。从他这里,我们得到许多关于美术学校困苦经营的历史。陕西本来没有美术学校,自他从上海专科师范毕业回来,封至模先生从北京美术学校毕业回来,西安才有创办美术学校的运动。现在的校长,是王君在中学时的教师,此次王君创办此校,乃去邀他来作校长。学校完全是私立的。除靠所入学费以外,每年得省署些须资助。但办事人真能干事;据王君说,这一点极少的收入,不但教员薪水,学校生活费,完全仰给于他,还要省下钱来,每年渐渐的把那不合学校之用的旧校舍,局部的改为新式。教员的薪水虽甚少,仅有五角钱一小时,但从来没有欠过。新教室已有两所,现在将要落成的是第三所了。学校因为是中学程度,而且目的是为养成小学的美术教师的,功课自然不能甚高。现有图书音乐手工三科,课程大抵已致美备。图书音乐各有特别教室。照这样困苦经营下去,陕西的艺术空气,必将死而复苏,薄而复厚,前途的希望是甚大的,所可惜者,美术学校尚不能收女生。据王君说,这个学校的前身,是一个速成科性质,曾经毕业过一班,其中也有女生,但甚为陕西人所不喜,所以从此不敢招女生了。女师学生尚有一部分是缠足的,然则不准与男生同学美术。亦自是意中事了。
  美术学校以外,最引我注目的艺术团体是“易俗社”。旧戏毕竟是高古的,平常人极不易懂。凡是高古的东西,懂得的大抵只有两种人,就是野人和学者。野人能在实际生活上得到受用,学者能用科学眼光来从事解释,于平常人是无与的。以宗教为例,平常人大抵相信一神教,惟有野人能相信荒古的动物崇拜等等,也惟有学者能解释荒古的动物宗拜等等。以日常生活为例,惟有野人能应用以石取火,也惟有学者能了解以石取火,平常人大抵擦着磷寸一用就算了。野人因为没有创造的能力,也没有创造的兴趣,所以恋恋于祖父相传的一切;学者因为富于研究的兴趣,也富于研究的能力,所以也恋恋于祖父相传的一切。我一方不愿为学者,一方亦不甘为野人,所以对于旧戏是到底隔膜的。隔膜的原因也很简单,第一,歌词大抵是古文,用古文歌唱领人领悟,恐怕比现代欧洲人听拉丁
  还要困难,经二,满场的空气,被刺耳的锣鼓,震动得非常混乱,即使提高了嗓子,歌唱着现代活用的言语,也是不能懂得的,第三,旧戏大抵只取全部情节的一段,或前或后,或在中部,不能一定。而且一出戏演完以后,第二出即刻接上,其中毫无间断。有一个外办看完中国戏以后,人家问他看的是什么戏,他说“刚杀罢头的地方,就有人来喝酒了,这不知道是什么戏。”他以为提出这样一个特点,人家一定知道什么戏的了,而不知杀头与饮酒也许是两出戏的情节,不过当中衔接得太紧,令人莫明其妙罢了。我对于旧戏既这样的外行,那么我对于陕西的旧戏理宜不开口了,但我终喜欢说一说“易俗社”的组织。易俗社是民国初元张凤□作督军时代设立的,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二年的历史。其间办事人时有更动,所以选戏的方针也时有变换,但为改良准腔,自编剧本,是始终一贯的。现在的社长,是一个绍兴人,久官西安的,吕楠仲先生。承他引导我们参观,并告诉我们社内组织:学堂即在戏馆间壁,外面是两个门,里边是打通的;招来年学生,大抵是初小程度,间有一字不识的,社中即授以初高一切普通课程,而同时教练戏剧;待高小毕业以后,入职业特班,则戏剧功课居大半了。寝室,自修室,教室宿费是全免的,学生都住在校中。演戏的大抵白天是高小班,晚上是职业班。所演的戏,大抵是本社编的,或由社中请人编的,虽于腔调上或有些须的改变,但由我们外行人看来,依然是一派秦腔的旧戏。戏馆建筑是半新式的,楼座与池子象北京广德楼,而容量之大过之;舞台则为圆口旋转式,并且时时应用旋转;亦华园之演“一念差”。不过唱的是秦腔罢了。有旦角大小刘者,大刘曰刘迪民,小刘曰刘箴俗,最受陕西人赞美。易俗社去年全体赴汉演戏,汉人对于小刘尤为货倒,有东梅西刘之目。张辛南先生尝说:“你如果要说刘箴俗不好,千万不要对陕西人说。因为陕西人无一不是刘党。”其实刘箴俗演得的确不坏,我与陕西人是同党的。至于以男人而扮女人,我也与夏浮筠刘静波诸先生一们,始终持反对的态度,但那是根本问题,与刘箴俗无关。刘箴俗三个字,在陕西人的脑筋中,已经与刘镇华三个字差不多大小了,刘箴俗的名字。这一点我佩服刘箴俗,更佩服易欲社办事诸君。易俗社现在已经独立得住,戏园的收主竟能抵过学校的开支而有余,宜乎内部的组织有条不率紊了,但易俗社的所以独立的住,原因还在陕西人爱好戏剧的习性。西安城内,除易俗社而外,尚有较为旧式的秦腔戏园三,皮黄戏园一,票价也并不如何便宜,但总是满座的。楼上单售女座,也音乐同有一间空厢,这是很奇特的。也许是陕西连年兵乱,人民不能安枕,自然养成了一种“子有酒食,何不日鼓瑟,且以喜乐,且以永日”的人生观。不然就是陕西人真正迫好戏剧了。至于女客满座,理由也甚难解。陕西女子的地位,似乎是极低的,而男女之大防又是甚严。一天我在《新秦日报》(陕西省城的报纸共有四五种,样子与《越铎日报》《绍兴公报》等地方报纸差不多,大抵是二号题目,四号文字,销数总在一百以外,一千以内,如此而已)上看见一则甚妙新闻,大意是:离西安城十数里某乡村演剧,有无赖子某某,向女客某姑接吻,咬伤某姑嘴唇,大动众怒,有卫戍司令部军人某者,见义勇为,立将佩刀拔出,砍下无赖之首级,悬挂台柱上,人心大快。末了撰稿人有几句论断更妙趣横生,他说这真是快人快事,此种案件如经法庭之手,还不是与去年某案一样含胡了事,任凶犯逍遥法外吗?这是陕西一部分人的道德观念,法律观念,人道观念。城里礼教比较的宽松,所以妇女竟可以大多数出来听戏,但也许因为相信城里没有强迫接吻的无赖。
  陕西的酒是该的。我到潼关时,潼人招待我们的席上,见到一种白干似的酒,气味比白干更烈,据说叫做“凤酒”,因为是凤翔府出的。这酒给我的印象甚深,我还清楚地记得,酒壶上刻着“桃林饭馆”字样,因为潼关即古“放牛于桃林之野”的地方,所以饭馆以此命名的。我以为陕西的酒都是这样猛烈的了,而孰知并不然。凤酒以外,陕西还有其它的酒,都是和平的。仿绍兴酒制的南酒有两种,“甜南酒”与“苦南酒”。苦南酒更近于绍兴。但如坛底浑酒,是水性不好,或手艺不高之故。甜南酒则离酒甚远,色如“五加皮”,而殊少酒味。此外尚有“□酒”一种,色白味甜,性更和缓,是长安名产,据云“长安市上酒家眠”,就是饮了□酒所致。但我想□酒即使饮一斗也不会教人眠的,李白也许饮的“凤酒”罢。故乡有以糯米作甜酒酿者,做成以后,中且一洼,满盛甜水,俗曰“蜜勤殷”,盖□酒之类也。除此四种以外,外酒入关,几乎甚少。酒类运输,全仗瓦器,而沿途震撼,损失必大。同乡有在那边业稻香村一类店铺者,但不闻有酒商足迹。稻香村货物,比关外贵好几倍,五星啤酒售价一元五角,万寿山汽水一瓶八角,而尚我可赚,路中震撼者多也。
  陕西语言本与直鲁等省同一统系,但初听亦有几点甚奇者。途中听王捷三先生说,“汽费”二字,已觉诧异,后来凡见陕西人几乎无不如此,才知道事情不妙。盖西安人说S,有一部分代F者,宜乎汽车变为“汽费”,读书变为“读甫”,暑期学校变作“夫期学校”,省长公署变作“省长公府”了。一天同鲁迅先生去逛古董铺,见且个石雕的动物,辩不出是什么东西,问店主,则曰:“夫”。这时候我心中乱想:犬旁一个夫字吧,犬旁一个甫字吧,豸旁一个富字吧,豸旁一个付字吧,但都不象。三五秒之间,思想一转变,说他所谓ㄈㄨ者也许是ムㄨ吧,于是我思想又要往豸旁一个苏字等处乱钻了,不提防鲁迅先生忽然说出,“呀,我知道了,是鼠。”但也有近于S之音而代以F者,如“船”读为“帆”,“顺水行船”读为“奋费行帆”,觉得更妙了。S与F的捣乱以外,不定期有稍微与外间不同的,是D音都变ds,T音都变为ts,所以“谈天”近乎“谈千”,“一定”近乎“一禁”,姓“田”的人自称近乎姓“钱”,初听都是很特别的。但据调查,只有长安如此,外州县就不然。刘静波先生且说:“我们渭南人有学长安口音者,与学长安其他时髦恶习一样被人看不起。”但这种特别之处,都与交通的不便有关。交通的不便,影响于物质生活方面,是显而易见的。汽水何以要八毛钱一瓶呢?据说本钱不过一毛余,捐税也不过一毛余,再赚冲开与瓶子震碎者,辄在半数以上,所以要八毛钱了。(长安房屋,窗上甚少用玻璃者,也是吃了运输的亏。)交通不便之影响于精神方面,比物质方面尤其重要。陕西人通称一切开通地方为“东边”,上海北京南京都在东边之列。我希望东边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好后部分,随着陇海路输入关中,关中必有产生罗有价值的新文明的希望的。
  陕西而外,给我甚深印象的是山西。我们在黄河船上,就听见关于山西的甚好口碑。山西在黄河北岸,河南在南岸,船上人总赞成夜泊于北岸,因为北岸没有土匪,夜间可以高枕无忧。(我这次的旅行,命名我改变了土匪的观念:从前以为土匪必是白狼,孙美瑶,老洋人一般的,其实北方所谓土匪,包括南方人所谓盗贼二者在内。绍兴诸嵊一带,近来也学北地时髦,时有大股大匪,掳人勒赎,有“请财神”与“请观音”之目,财神男票,观音女票,即快票也。但不把“贼骨头”计算在土匪之内,来信中所云“梁上君子”,在南边曰贼骨头,北地则亦属于土匪之一种,所谓黄河岸上之土匪者,贼而已矣。)我们本来打算从山西回来,向同乡探听路途,据谈秦豫骡车可以渡河入晋,山西骡车不肯南渡而入豫秦,盖秦豫尚系未臻治安之省分,而山西则治安省分也。山西入之摇船赶车者,从不知有为政府当差的义务,豫陕就不及了。山西的好处,举其荦荦大者,据闻可以有三,即一,全省无一个土匪,二,全省无一株鸦片,三,禁止妇女缠足是。即使政府治方针上尚有可以商量之点,但这三件事已经有跤 我了。固然,这三件在江浙人看来,也是了无价值,但因为这三件的反面,正是豫陕人的缺点,所以在豫陕人口上更觉有重大意义了。后来我们回京虽不走山西,但舟经山西,特别登岸参观。(舟行山西河南之间,一望便显出优劣,山西一面果木森森,河南一面牛山濯濯。)上去的是永乐县附近一村子,住户只有几家,遍地都种红树,主人大请我们吃花红,上树随摘随吃,立着随吃随谈,知道本村十几户共有人口约百人,有小学校一所,村无失学儿童,亦无游手好闲之辈。临了我们以四十铜子,买得花红一大筐,在船上又大吃。夏池筠先生说,便宜而至于白吃,新鲜而至于现摘,是生平第一次,我与鲁迅先生也都说是生平第一次。
  陇海路经过洛阳,我们特为下来住了一天。早就知道,洛阳的旅店以“洛阳大旅馆”为最好,但一进去就失望,洛阳大旅馆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洛阳大旅馆。放下行李以后,出到街上去玩,民政上看不出若何成绩,只觉得跑来跑去的都是妓女。古董铺也有几家,但货物不及长安的多,假古董也所在多有。我们在外吃完晚饭以后匆匆回馆。馆中的一夜更难受了。先是东拉胡琴,西唱大鼓,同院中一起有三四组,闹得个天翻地覆。十一时余,“西藏王爷”将要来馆的消息传到了。这大概是班禅喇嘛的先驱,洛阳人叫做“到吴大帅里来进贡的西藏王爷”的。从此人来人往,闹到十二点多钟,“西藏王爷”才穿了枣红宁绸红里子的夹袍翩然莅止。带来的翻译,似乎汉族语也不甚高明,所以主客两面,并没有多少话。过了一会,我到窗外去人偷望,只红里红外的祢子已经脱下,“西藏王爷”却御了土布白小褂裤,在床上懒懒的躺着,脚上穿的并不是怎么样的佛鞋,却是与郁达夫君等所穿的时下流行的深梁鞋子一模一样。大概是夹袍子裹得太热了。外传有小病,我可证明是的确的。后来出去小便,还是由两个人扶了走的。妓女的局面静下去,王爷的局面闹了;王爷的局面刚静下,妓女的局面又闹了。这样一直到天明,简直没有睡好觉,次早匆匆的离开了洛阳了,洛阳给我的印象,最深的只有“王爷”与妓女。
  现在再回过头来讲“苦雨”。我在归途的京汉车上,见到久雨的痕迹,但不知怎样,我对于北方人所深畏的久雨,不觉得有什么恶感似的。正如来信所说,北方因为少雨,所以对于雨水没有多少设备,房屋如此,土地也如此。其实这样一点雨量,在南方真是家常便饭,有何水灾之足云,我在京汉路一带,又觉得所见尽是江南景色,后来才知道遍地都长了茂草,把北方土地的黄色完全遮蔽。雨量既不算多,现在的问题是在对于雨水的设备。森林是要紧的,河道也是要紧的。冯军这回出了如此大力,还在那里实做“抢堵”两个字。我希望他们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”,在水灾平定以后再做一番疏浚并沿河植树的功夫,则不但这回气力不算白花,以后也可以一劳永逸了。
  生平不善为文,而先生却以《秦游记》见勖,乃用偷懒的方法,将沿途见闻及感想,拉杂书之如右,警请教正。
  作者简介:孙伏园(1894-1966)原名孙福源,浙江绍兴人。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,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。1919年秋起,先后在北京的《晨报》、《京报》副刊当编辑,并办《新潮》、《语丝》杂志。1926年下半年,先后在厦门大学、中学大学任教。1928年初到上海编《贡献》杂志,该年底去法国留学。1931年归国后作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文学部主任。抗战时期,曾任重庆中外出版社社长。1945年秋到成都,在齐鲁大学等校任教,同时主编成都《新民报》。解放后调北京中央政务院出生总署工作。